国际化成为当下中国医药创新走向全球体系的一个重要话题。

　　据咨询机构ChinaBio统计，2020年中国药企和海外药企的跨境交易达到271起，相较2015年增长300%。其中，中国创新药企向海外授权的案例逐渐增多。

　　“目前创新药市场整体发展方向良好，投融资充沛，临床、商业化进展整体符合市场预期。同时近一年时间里看到诸多license out的合作项目落地，反映了海外市场对中国创新药资产认可度的提升，说明中国创新药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工银国际研究部医药行业总分析师张佳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当下的中国创新药市场，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国医药创新的角度来看，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是必然的，否则根本不可能走到创新的前列。中国的医药创新要想融入到全球医药创新体系，不可避免地要走这条路。除了licensein，我们国家也有license out。随着中国医药创新能力提升，也会走向更高的层面，未来也将有更多中国创新药走向国际市场。

　　然而，受限于政策、文化以及市场深耕等因素，中国创新药企的国际化之路才刚刚开始，道阻且长。当下，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动力是什么？出海的方式是什么？未来面临的挑战又在哪里？

　　中国创新药企加速出海

　　纵观产业发展历程，中国创新药在政策支持下取得了诸多进展，吸引了外资的关注。“2015年之前，外资药企在中国几乎很难找到可以引进的项目，现在几乎每家外企都在中国寻找项目。”启明创投投资合伙人唐艳旻向记者介绍。

　　5月18日，港股上市公司信达生物与礼来制药共同宣布，美国食药监局（FDA）已正式受理由双方共同合作研发的PD-1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联合培美曲塞和铂类用于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治疗的新药上市申请（BLA），这也是信迪利单抗在美国的首个上市申请。

　　4月28日，百济神州宣布BTK抑制剂泽布替尼对比伊布替尼用于治疗成年复发或难治性（R/R）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患者的头对头全球3期临床试验在中期分析中取得积极结果。泽布替尼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在针对两项血液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开展头对头临床试验以评估疗效和安全性的BTK抑制剂，也是我国首个与外资药企进口药物开展头对头3期优效性试验的本土研发抗癌新药。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近年来，众多创新药企都获得了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孤儿药认定以及获得快速通道审评资格认定。

　　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企向海外授权的案例逐渐增多。例如：加科思在研药物SHP2项目以超8.55亿美元授权跨国药企艾伯维（AbbVie），成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小分子抗肿瘤药向海外市场进行专利授权金额较大的一笔交易之一。得益于这项交易，加科思在2020年实现收入4.86亿元，是港股生物科技公司少有的在商业化之前就能产生收入，拥有“造血机制”的公司。此外，待产品上市后，加科思拥有大中华区的全部商业化权益，合作伙伴负责海外市场销售，加科思将收取百分之十几的销售额作为销售提成。

　　通过合作伙伴把药物销往全球市场，加科思董事长兼CEO王印祥博士将这一模式称作“借船出海”。

　　走出去是必由之路

　　无论是开展头对头临床试验、获得孤儿药资格，以及通过license out对外合作，这些创新药企的目标指向很明确，那就是国际化，让产品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

　　“出海是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未来的趋势，这是业界共识。”唐艳旻表示。

　　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有迫切的出海动力。唐艳旻介绍，中国的处方药市场2020年约1.2万亿元，而全球市场超过9000亿美元（约5.85万亿元），中国处方药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较低。跨国药企罗氏每年的处方药销售额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而A股的医药龙头年销售额为200多亿元人民币，不足罗氏的1/10，销售规模的差值来自海外市场。

　　唐艳旻向记者介绍：“从定价上来看，同样的产品，中国和美国相比，价格相差非常大。中国的创新药研发付出了较长时间和资金，考虑到成本与收益，走出去是必由之路。”

　　唐艳旻表示，对本土药企而言“得全球市场份额者得天下”。

　　“目前创新药出海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资产本身，包括靶点的创新性、资产的独特性、临床进展的领先性、以及临床数据（特别是海外）的质量。整体来看，国内药企走出国门尤其是走到成熟法规市场的经验较少，因此寻找合适的伙伴、充分了解市场、监管法规、交易规则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张佳林表示。

　　“中国药企总体资本相较海外大药企而言并不充足，而全球多中心临床花费巨大，一旦失败将严重拖累公司业绩。”森瑞投资研究总监何山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产品质量是出海关键

　　在中国创新药出海加速之际，其竞争也在加剧，与传统的跟随式创新不同，市场越来越趋向于全球首创新药（first in class）。

　　唐艳旻向记者表示，项目质量和技术实力是成功出海的硬实力，生物科技公司的商务拓展（BD）能力则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本土企业需要了解国外药厂如何从科学上看待在研项目，也要了解对方在法律条款上的关注点。”唐艳旻称。

　　她认为，除了已经获批上市的项目之外，外资越来越关注早期的在研项目，甚至临床前的项目，“能对外授权的早期项目必须是全球首创新药，如果不是全新项目，大药厂没兴趣。”

　　王印祥是贝达药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首个Me-too小分子抗肿瘤药药盐酸埃克替尼的发明人。如今，他已经开始二度创业，成立加科思药业。

　　在生物医药行业深耕的经历让他对产业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创新药的行业转折点已经出现，快速跟进式创新的红利已经不多，未来十年，行业机遇属于有能力研发面向全球市场的原创新药的企业。”

　　SHP2抑制剂是加科思的首个进入临床的项目。王印祥介绍，SHP2靶点作为PD-1的下游和KRAS的上游，治疗肿瘤的潜力已被业界认可。从进度来看，加科思的SHP2抑制剂是全球第二个进入临床试验的项目，仅比诺华晚大约半年，稳居全球前三；从技术实力来看，加科思的在研药物的分子活性与剂量特性优于同类项目。

　　全球首创新药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研发要求。“研发全球首创新药没有同类产品文献可供参考，整个研发过程需要艰难摸索，如果快速跟进式创新的难度是三级，首创新药的研发难度则有九级。”唐艳旻称，“现在还几乎没有一个本土药企的大型、完全创新的随机对照双盲的三期临床实验在国外取得成功。”